武成之庙，所从祀者出于唐开元间，一时铨次，失于太杂。太祖皇帝尝见白起之像，恶其诈杀已降，以杖画而去之，神武不杀之仁，垂训深矣。太上绍兴间，亦以议者之请，黜韩信而升赵充国，黜李绩而升李晟，去取之间，皆所以示臣子之大节也。然王剪佐秦，骋狙诈之兵，盖无异白起；而彭越之臣节不终，亦同韩信。至于王僧辩虽能平侯景，然反连和于齐；吴明彻虽能因北齐之乱以取淮南，然败于吕梁，为周所俘，不能死节；韦孝宽拒尉迟之义兵；杨素开隋室之祸败；慕容恪、长孙嵩、慕容绍宗、宇文宪、王猛、斛律光、于谨，或本生夷狄之裔，或屈节僭伪之邦，纵其有功，岂足多录！若夫尹吉甫之伐猃狁，召虎之平淮夷，皆为有周中兴之名将；陈汤之斩单于，傅介子之刺楼兰，冯奉世之平莎车，班超之定西域，皆为有汉之隽功；在晋则谢安宴衎以靖胡寇，祖逖击楫誓清中原；在唐则王忠嗣之抚众守边，张巡之百战死敌。忠义谋略，卓然冠于一时而垂于后代，阙而不录，似有所遗。臣窃谓宜并诏有司，讨论历代诸将，为之去取，然后与本朝名将绘于殿庑使天下士皆晓然知朝廷激义勇而尚忠烈。且知夫贬夷狄之类者所以尊中国；黜不终之节者，所以正君臣；去嗜杀之暴者，所以尚仁义。其为劝沮者大矣。

问：自昔失驭，盗据中原，其初为刘聪、石勒，其中为苻坚，又其后为元魏。方祖士雅在河南练兵积谷，欲取河北，庾翼兄弟志在灭敌，违诏移镇，然勒、虎尚在，则皆徘徊而不敢进。苻坚之盛，灭燕取邺，虽以桓温之强，不敢再谋关中。魏自朔幕而迁平城，至魏太武尽并北方。宋文帝以二十年力谋河南，虽尝得滑台，下潼关，再举再衄，魏兵卒瓜步，元嘉之业衰焉。其后魏孝文出而迁洛阳，制礼作乐，太和之政几于近雅，而兵威所加，已次汉沔，皆以其强也。江左谋臣不敢北望。然则外域之盛衰，岂非中国之强弱耶！然勒卒而虎毙，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数，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，此机会也。褚裒气势不能进取，此不足责。桓温伐秦，西至霸上，耆老垂泣喜见官军，而咫尺长安而不渡灞水，竟以退归，何耶？苻坚折北而归，谢安欲乘苻氏倾败，开拓中原。谢玄据彭城，刘牢之据鄄城，河南城堡次第归附，兖青司豫相继皆平，此机会也。然苻丕请降，慕容垂北遁，牢之已屯邺相城，大功垂成而卒以召还，又何耶？自苻坚破灭，姚苌遂据关中，国号大秦。姚兴继之，好事虚名而少实用。姚泓继之，懦而乖争。刘裕数道伐秦，执姚丕于渭桥，其功伟矣，已克长安，竟舍而归，又何耶？元魏之乱甚于坚、勒，其始分为东西，其后西魏为宇文泰所篡而为周，东魏为高澄所取而为北齐。周、齐相并亦涉数年，江南足有可乘之会，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乱，用陈庆之送元魏人颢还洛，凡五十七战，克三十二城，功非不俊，而卒不能有。陈宣帝乘北齐之乱，用吴明彻一举尽复淮南，及再举而争徐、兖，则卒于丧师。夫外国分裂未有如魏，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，此无谋耶？抑外国之盛衰无关于中国之强弱耶？愿并言之。

问：昔晋郭璞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。自南北分裂，历晋、宋、齐、梁至陈祯明三年，薛道衡举璞之言告隋人曰：「此数周矣」。已而隋果克陈，中原复合。夫天地之间非他也，人也。若一断以数，则拱手以待甲子之至，人事何用？然此三百年，南之谋北，北之窥南，凡更几人几战，终不能大同文轨，若真有定数然。太史公曰：「作事常在东南，收功常在西北」。或谓东南土薄兵脆，其势固然。天地变化可限以地耶？然江左经略北方，如宋文帝之挑魏文，陈宣帝之取淮南，不足论已。若桓温东讨慕容，西征苻健，兵锋锐甚，迄无成功。宋武帝英雄未必不如汉高祖，破广固，陷关中，则尝得燕亦不能有秦，此岂得尽罪人事？太史公之说，只恐不为圣哲论尔。今真人作兴，天下大义当浑为一，岂得复论此？试相与推明天运之当然，以破太史、晋人拘浅之说。

王讳伯仁。字德静。关内侯之次子也。温厚端方。酷孝嗜义。贤士大夫咸器重之。刘宋泰始中举孝廉。除王府兵曹参军员外散骑常侍。萧梁革命。公遂挂冠归隐。天监三年。诏举世家勋德之士。郡守刘浑表称。钱氏为望族。自汉以来。公侯令使之贵。名联勋册。文献足徵。矧其先世富春侯让图像郡祠。民犹怀之。今伯仁年齿虽暮。而不怠进修。克副勋德之举。由是累徵。辞不获已。授扬州刺史。娶夫人吴郡张氏。生五子。曰肃之曰乐之曰邕之曰敬之曰和之。一女曰宝媛。适同郡陈文赞。即景帝也。生子霸先。是谓陈高祖武皇帝。追赠为临川王。宝媛以永定元年十月薨。谥孝烈。追尊景皇后。王与夫人墓附高密侯墓西二里。

问：治无一定之形，而有一定之理，执其一则事易以济，持其二则难于有成。古今治乱，如阴阳寒暑之相推，机关阖辟，亦有所在。乃若处世之穷，抚事之变，有志之君，当涂之士，未始不欲执其一，而所谓一者，每难于执，何耶？《虞书》命官，一则曰钦哉，二则曰钦哉，所以遇其臣至厚也。《伊训》官刑之制，酣歌常舞，游畋徇货，凛凛乎常有之数言。整齐钤束，若将一切倚办于法，何欤？《周官》司马氏之法，后至有诛，不用命有诛，其戒令军士至严也。《秦誓》三篇，大抵开陈逆顺之理，以慰谕其心，所谓显戮一言，仅载篇末，岂古人专务恩信，不徒恃法律以从事欤？《易·系》曰「理财正辞」，《大学》曰「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」，所贵乎利出于义也。太平六典，半为理财。今观常赋之外，关廛市肆之人，纤悉毕举，凡民之贷者，以国服为之息。若是者，犹未免有所利而为之欤？后世据经援古而执一说以为验者，将孰从而折衷欤？或曰：世变既降，驭吏不可以废法，治兵不可以废恩，理财不可以徇义。然厉精之朝，自丞相以下，莫不奉职，信必之效，如飨斯答矣，而气象促迫，回视公卿诸老，耻言人过，蔼然近古。或者礼义廉耻之可以维其心也。然则法不逮礼欤？镇戍之兵，衣粮单匮，诚不忍冻馁之切身，则企跃以舒恩宜也。而资养若骄子，姑息如倩人，不容不束之以严。其视渭南之屯，嚣悍难制，数骑入壁，帖然无哗者，是又有以折服其心也。然则恩不胜威欤？白金铸矣，鹿皮造矣，豪民佐边，且风厉矣，凡可以纾大农之急者，固已尽试，而武帝之财反不赡于用，文帝田租之入，半以予民，治粟内史，姓氏遗落，而贯朽粟红，卒收富庶之效，则舍义言利，终非理财之道欤？章、和以后，吏多善类，仁信笃诚，职事自理，而史臣序之。当时驭吏，果何术耶？右辕左蓐，前茅虑无，中权后劲，楚之卒乘，所以辑睦者，其果出于此耶？斡山海排商贾，制物价以佐军兴，史臣谓其歛不及民而用度足，知所以取予矣。然天之生财，亦必有数，既不病民，又不蠹国，岂他有智巧耶？或者礼与法相维，恩与威迭出，以义为经，以利为权，而后天下可为与？诸君通达国礼，上参唐、虞、商、周之设施，下鉴春秋、汉、唐之得失，引经援史，以求三者之长策，毋泛毋略。

对：有事理，有事势，理则有是有非，势则有难有易。天下之事，固有理之是者，或屈于势之难；亦有理之非者，或徇于势之易。然是而难者，帝王之所必为；非而易者，君子之所不取也。执事感事抚事，有及于官、兵、财三者之弊，而且感于礼法、恩威、义利数者之变。愚不敏，请先及古人不可易之礼，次及今日不得已之势，然后裁处于理势之间，而择所对，可乎？古之所以治官吏者，非不曰彼皆吾之臣仆也，皆可以律之以法也。上下之至情，恩义之相与，夫人莫不曰彼皆有其家，今欲使之亡家而徇国，夫人莫不有其身，今欲使之委身而事人，则待之不容以无礼。虞廷命官之辞，一则曰钦哉，二则曰钦哉，其遇臣下至厚者，理如此也。古之所以治军旅者，非不曰彼亦吾之赤子也，亦可抚之以恩也。战斗之至危，成败之所系，生者人之所甚乐，今欲使之赴死如赴生，逸者人之所甚欲，今欲使之趋劳如趋逸，则御之不容以无威。《周官》司马之法，后至有诛，不用命有诛，其戒军旅至严者，理如此也。古之所以治财用者，非不能竭山海之输，殚田畴之入，而侈崇高富贵之奉也。九州之域有限，风气之产有常，君之厚者民之薄，上之瘠者下之肥。吾可以一人治天下也，非可以天下奉一人也，则取之不容以无义。《易·系》曰「理财正辞」，《大学》曰「生财有大道」，理亦如此也。理也者，千万世之不可易者也。理既如此，则待臣必以礼，御军必以威，而取财必以义也昭昭矣。抑天下之礼，固有屈于势者，则今日是也；今日之人才，出于阜陵之所涵养者既久而远矣，而教淫诲盗，出于右相三十年之所牢笼者，方彰而近也。今既已更化矣，然而汲引善类，正所以重朝廷，而朝廷益以轻；分布循良，正所以惠民生，而民生益无赖。为官则怠事，而为私则循情；未用则嗜进，而已用则循默。事势至此，盖有非古人之礼所能革其心者。于是酣歌常舞，不得不严有位之刑；信赏必罚，不得不严众职之总。其实亦非今日之得已也。今日之武事，出于阜陵之所申儆者，既消而歇矣，而养安酣逸，出于右相三十年之所姑息者，方骄而豢也。今既已更化矣，然而介胄之气不勇于卫上，宁勇于冒上；纪律之威，不起其畏心，乃起其忿心。戍宇横于骄而禁开于吝，北兵飏于疑而南兵溃于畏。事势至此，盖有非古人之威所能慑其心者。于是开陈慰谕，不容不缓于显戮；姑息资养，不容不急于舒恩。其实亦非今日之得已也。今日之财，出于阜陵之所储峙，以待恢复者。一耗于开禧之轻举，再耗于绍定之养奸。江海不足以实漏卮，山林不足以供野烧也。今既已更化矣，然而事益繁而费益广，令愈变而法愈奇。行鬻牒以收券，曾几何时而即罢。罢履亩以输楮，曾几何时而复行。鬻牒犹有以予之也，今履亩则白而取之矣。鬻牒犹及大家也，今履亩浸及小弱矣。夫岂不知义之所不可为，盖亦迫于势之不可不为。是故以君子聚朝之日，而或行小人之所不屑；以尧舜致君之世，而或出《春秋》之所甚讥。茍利于国，固不恤为息之名；茍任于边，亦不问风厉之失。其实亦非今日之得已也。理之不可易者如此，而势之不得已者又如彼。是以待臣吾知其为礼，礼有不可，其势必出于用法。御军吾知其为威，威有不可，其势必出于用恩。取财吾知其为义，义有不可，其势必出于趋利。此正愚之所谓理之是者，或屈于势之所难；谓之非者，或徇于势之所甚易者也。非固不如是也，难亦不如易也。言理势于今日，曰宜何择？曰：天下之事，当使理为之主，势为之宾。以之用天下，目前虽未快，后日方馀福也。势为之主，理为之宾，以之用天下，目前虽甚便，后日有不可支持者存也。是而难者固不若非而易，易而得祸，又岂若难而得福哉！由此观之，待臣与其法也宁礼，御军与其恩也宁威，取财与其利也宁义。公卿诸老耻言人过，何尝不蔼然于养臣有节之时；渭南之屯嚣悍难制，何尝不帖然于数骑入壁之后。太仓之粟既红，都内之贯已朽，又未尝不出于减租赐租之世。盖有此理，则有此效。愚非不知此为今日之所难、而不为今日之所易者。世故反覆，如轮如云，开机阖辟，倏寒倏暑，难者不终于难，易者不终于易；此正吾君吾相力行好事，造化斯世，又岂可咈理之是而顺势之易，犯理之非而畏势之难乎？伊尹有曰：「有言逆于汝心，必求诸道；有言巽于汝志，必求诸非道」。先儒尝释之，以为道之是者未有不逆，道之非者未有不逊。辟之行也，升高难，趋卑易；辟之舟也，溯流难，沿流易。夫茍畏难而乘易，则是推是而徇非，岂有圣贤相逢，方与海内更始，可与为尧舜，可与为汤武，可与昭德而照百官，可与彊兵而富天下，而乃不升而高，不溯而上，为夫人之所难，而乃愈趋愈卑，愈沿愈下，为夫人之所易？天下后世，谓今日何？且不特此也。今之所谓三者之弊，故相所以坏之于前者，正缘不恤天下之非。今日所以救之于后者，正当亟求天下之道，是所谓礼之于待臣也，威之于御军也，义之于取财也。固宜孜孜以思之，勉勉以行之，期之十年，何事不立。今又以逆心之难而违道，以逊志之易而从非，疏卤于一二期之间，决裂于三十年之久，设有不幸，以法驭吏而吏益玩，以恩养军而军益骄，以利取财而财益竭，则不惟化未能更，抑且祸将有甚。公议无情，是非易位，则故相将有辞而吾党为有过矣。吾为此惧，故曰是而难者，帝王之所必为；非而易者，君子之所不取也。如必曰吾特不得已耳，此又不可之尤者也。天地之间，惟感与应，我以此感，彼以此应，断断乎不可诬也。官吏，吾之官吏也，吾之法能不得已于官吏，鼠狗之对，不敢效忠，野鸟为鸾，甘心贡佞，彼亦能不得已于我矣。军士，吾之军士也，吾之恩可不得已于军士，儿郎寒冷，敢肆邀求，虎贲羽林，辄震京邑，彼亦可不得已于我矣。财用，吾之财用也，吾以不得已而取于民，彼亦不得而怨于上。头会箕歛之法惨，乃所以启陇首言志之人；间架陌钱之令严，亦所以召京畿啸呼之卒。此岂其情之得已哉，盖亦不得已之至者耳。嗟夫！吾之不得已，犹可为也；彼之不得已，不可有也，可畏也哉！此愚所以深愿今日确守古今人不可易之理，不愿今日自谓有不得已之势。远览圣贤逆逊之训，近察事物感应之机，潜消三十年之已非，力扶千万世之公是，宁为所难，以冀和缓之福，毋为所易，以速迫切之祸，则官吏未肃终必肃，军旅未齐终必齐，财用未丰终必丰，又何必为是反常之怪，为是不达之速，且使权奸得以辞其罪于天下，而自始口实于来世乎？执事谓愚曰事无一定之形，而有一定之理，愚于此有所感矣。穹壤间万形皆有弊，惟理独不朽耳。理待人而行，故任理之人与之为不朽耳。惟吾君吾相其勉之。

右本院先准中书劄子，奉圣旨修定太庙祀仪。续准近制，奉禧祖为太庙始祖，所有禘祫神主，合正位序。检会禘祫旧仪，于殿室外设昭穆之位，禧祖、翼祖、太祖、太宗、仁宗及诸室后主共十四位，俱南向。顺祖、宣祖、真宗、英宗及诸室后主共十位，俱北向。所有礼乐之器，多陈设于堂之上下，而皆在北向神主之后。质之典礼，参以人情，窃恐未顺。谨按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经传及《尔雅》、《通典》、《祫志》、《三礼义宗》所载，禘祫昭穆，盖有室中、堂上之别。古者宗庙异宫，各有堂，室户近东，祏主在西。其在始祖后稷庙室，则后稷东向，其为昭者皆南向，其为穆者皆北向；在太祖文王庙室，文王东向，以率先王之穆，穆皆北向；在太宗武王庙室，则武王东向，以率先王之昭，昭皆南向。各就其室，裸酌馈献，此所谓室中之位也。及其迎之出户，射牲、蟠燎、朝事、朝践，则后稷、文王、武王皆南向，先王、先公，其为昭者皆西向，其为穆者皆东向。此所谓堂上之位也。遇祫祭，则先王、先公合食于后稷之庙。

圣人以一身之微，临天下之大，惟度量廓然，举天下之大，纳之胸中，而成败得丧，不能为之芥蒂，斯绰绰有馀裕矣。成汤不爱牺牲粢盛，以事葛伯；文王不爱皮币犬马，以事昆夷。汉高祖解平城而归，饰女子以配单于，终其身而无报复之心，故韩安国称之曰「圣人以天下为家」。光武卑辞厚币，以礼匈奴之使，故马援称之曰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」。盖帝王之度量，兼爱中外之民，不忍争寻常以毙吾之赤子也。陛下诚得金使如侯生，则梓宫可还，母兄可复，至德要道之欲可得矣。臣闻东晋之所恃者国险也，可以自守，语其攻人则未也。宋文帝自恃富强，横挑强邻，末年遂有百牢之耻。陈宣帝狃于屡胜，进辄不已，自蹙其境。惟齐武帝惩元嘉之败，保守境土，聘问不绝。当是时，外表无尘，内表多裕。梁武帝初有意用兵，及萧宏洛口之败，萧综彭城之败，乃遣使议和，遂得国家閒暇。岂非自守之效乎？今日之事，审彼己之情，校胜负之势，利害相半，虽战无益也。故臣之深思，切以休兵息民为上策。自古大有为之君，所以图为大业，经营庶务，莫急于任贤，莫先于纳谏，莫善于崇俭。今陛下任贤无二，兼听无私而行之，又能躬节俭以先天下，臣之区区复以此进于陛下，此岂陛下之不足欤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，然究其始终，容有可议者。在贞观初，求士如渴，得贤则信而任之，取其所长，惟恐不及。及其久也，以众贤举而用，以一人毁而弃，或累岁信而任，或一朝疑而斥，则是任贤之方，始勤而终怠也。纳谏崇俭，寖不克终，岂非其勤有所未至？惟陛下行之以诚一，则振中兴之业，又何难乎！

臣闻宋文帝，贤君也。自初即位，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，练兵蒐乘，志于必取。是时拓跋氏起自阴山而入中原，控弦百万，威振天下，五胡之盛，莫此之若也。而文帝毅然不顾，起江东之精卒，直指河南，飘忽震荡，疾如风雨，致使北边诸将摧折不支，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悉皆敛戍相避。初不破江东一领甲，折江东一只矢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还为宋土。宋师之入中原，其锋不可当，而胜速者如此。然以佛狸之强，马尾所向，无不摧破，而独于是役，乃拱手以付宋人，未尝一与之较，则其国中之人，亦必有说而处此。了胡虏于目中而具见识于阃外者，于此当以长策禦之，而当时诸将曾莫之悟。到彦之之流，方可津津然喜见眉津，略不知所以戒惧之意，则是文帝之志甚大，而诸将之计甚疏。故虏退未几，而旋复渡津，致使金墉、虎牢，望风奔溃，而碻磝、滑台，俄亦不守，则以其不谙北土情伪，而堕佛狸之诡计故也。呜呼！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，历君凡三十有九，其出而与中原抗衡者，非师阃之专谋，则权臣之失策，初不由朝廷之命，天子之诏也。独惟宋文帝以贤明之资，承富有之业，断然起并吞北虏、混一华夏之志，而一时诸将，凭藉威福之无力，乃至为虏人之所误，竟使文帝之志堕于渺茫之域，其亦焉用彼将也！且佛狸之强大不减苻坚，崔浩之机谋不亚王猛，其为江东之患烈矣。一旦宋师入自淮泗，而河南四镇之地以已复，渡河而北，亭障斥候，为之一空。此岂其情也哉？观崔浩欲纵使北来，徐取于秋高马肥之际，而魏主亦欲往击于冬寒地净之时，则其敛戍北渡者，姑欲垂饵于大河之南，退而结网以渔之于后云耳。入河南而居之者，固不容不警也，而彦之则不然，敌在而惧，敌去而泰，自河南一胜之后，遽为分屯列守之计。自起潼关，而尾连彭城之西，列城径二千里，而每戍不过千人。若彦之之守河，则谓之无策可也。夫长河萦带，守非一所，金墉、虎牢、碻磝、滑台，皆缘河南岸面向河北，固敌人所攻之冲，不容不聚兵于此。然而敌人东从徐泗以寇江淮，西出商䝞以薄邓襄，则每每绕出其后，而河南四镇之地，遂为栖兵。故驻兵于四镇之地而不动者，未必能守河南也。然则如之何也？曰：厉兵秣马，以攻为守，使敌人四顾而备我，而我不至仓卒以备敌。如汉祖之守关，出而与项氏搏战于荥阳，盖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。如诸葛亮之守蜀，出而与司马仲达对垒于渭南，盖欲以其身外护与蜀汉之前。如此，则敌常备我之攻，而不暇攻我之守，何忧堕其诡计也哉？奈何彦之之徒，虑不及远，目前才去丑虑，而意外已忘黠虏。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，其国人皆谓宋师南侵，而舍之北去，此危道也，而彦之等独不捣其虚。及魏人之西伐赫连也，其国人又谓宋师犹在河中，若舍之西行，则东州败矣，而彦之等独不知乘其隙，致使魏人雍容不迫，悉举其国中之精兵，北伐蠕蠕、西伐赫连，以绝佛狸之后患，然后徐复渡津饮马于河洛之间，而四镇之地，还复聚而为毡裘之域，可胜惜哉！向使彦之于既胜之后，以攻为守，日夜申警其师，俾之北首赵而东道冲冀，西道捣邺，以乘其西伐之虚，则为佛狸者，会当不暇顾息，而诡计自乱，如不可杀，必趋之于阴山之北而后止，又安许其再出而蹂践于河南四镇之间？惜夫一时诸将懵不及此，虽王仲德旧从武帝西伐，阅天下之患义最多，独能逆料虏之情之诈，而制胜之谋亦不及此，姑惟退自忧叹，形之颜色，则亦与晋之蔡谟何异？故尝以谓晋文帝有取天下之势，而无取天下之志；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，而无取天下之人。此其混一之功，所以落落而难成。知此，然后知河南之役，既胜而复失者，非江南白丁轻进而退易之罪也。抑常观北人之轻易南人，非一日矣。方武帝入关之初，魏人尝谓纵使国家尽弃常山以南，彼不能发吴越之兵，争守河北；及南藩诸将表南师将入，而魏人又谓纵使国家与之河南，彼必不能固守。至是彦之等辈不能至邺，而魏人又谓吴人正望固河自守，无复北渡之意。其为北人之所料审矣。是知江南诸将进不勇决，守不坚重，徒知所以取胜而不知所以持胜，故兵才一胜，业已偃然志满意得，不复有进取之志。其形外露，敌人因得以窥之。文帝谓檀道济再行无功者，以其养寇自藩；而到彦之失利而返者，以其中途疾动。盖有实语也。虽然，诸将之不利，则固无所逃罪，而帝于戒饬之际，则亦不容无失。观其临遣诸将，且曰「若北国兵动，先其未至径入之，若其不动，住彭城勿进」，则诸将之所以分屯列守者，亦帝之出师每每授以成律，而其中诏有以縻之也。呜呼！以文帝元嘉之治，独冠江左，其读王玄谟奏议，且有封狼居胥意，则混一之功，宜乎日月可冀，而行师之际，犹有遗恨。然则一举而定中原者，其惟我宋乎？

臣闻国于江东者，强则守河，其次则守淮，又其次则守江。长江之境，自西陵至于江都，凡五千七百里。荆楚者，长江之上流也；巴蜀者，荆楚之上流也。限江而守者，当以上流为重。盖自萧梁之乱，巴蜀先陷于西魏。世祖之立，江陵又分于萧察，则江左上流，已非陈有矣。而又自江而北，尽入高齐，自岭以南，举归萧勃，建立弱小，而割据分起，固驱除无从也。陈宣帝以英武之资，承二祖之烈，断然辟朝廷之异论，而奋武以攻齐。吴明彻之师一出，而缘江列戍，望风归附。寿阳之战，一举而生擒王琳，致使皮景和数十万之众畏威奔遁，而淮南之地再为陈有。起江东之弱，以虎视高齐，实自寿阳之役始。当此之时，齐政荒乱，政由群小。寿阳既陷，而齐之君臣酣乐自如，且谓假使尽失黄河以南，犹可作一龟兹国，则长驱席胜，以取乱侮亡者，其机会似不可失也。而吴明彻自寿阳策命之后，遽振旅凯还建康，已而总师再出，才取彭城而止，则是举千钧之弩，特为鼷鼠发机耳。迨夫周既并齐地，而明彻始进兵以争徐、兖，不亦晚乎？呜呼！陈之取齐，不取之于不肖子荒淫之时，而欲强取于强有力者既得之后，甚矣其不知量也！观宇文泰自高欢启难之初，躬以兵卫，诱孝文以入关，既而阴怀异图，以造周之业，盘据于四关之内盖已数世，而巴蜀江陵又相继以附于泰，则后周之势愈强，而荆楚之西门殆不可以骤攻。为陈之计者，莫若东从海、密以举山东，既得山东，则其力自可以敌泰。长江之上流，既与周人共之，而周、陈之势两强相衡，未知其孰胜也。奈何寿阳之役，克复淮南，其在陈人可以进图山东之势，并力而攻之，取齐易矣，而陈人莫之行。自泰建五年，吴明彻已破齐军，进至吕梁，而又四年，则彷徨于吕梁之间，未尝顷步进也。逮至周人汾晋之捷，山东河北之地尽入于周，而东西二秦，遂合为一，则周有馀力，雌雄判矣。而陈人方且起淮南之师，崛强以争徐兖。吕梁之战，仅得一胜，而王轨大军已入淮口，至使明彻之军进退无助，反遇周人厚集之阵，摧于不支。以此而观，则汾晋举齐之后，陈人之出而与周角，是乃趣人之战而犒之兵耳。曷若移敌国之兵，而先发以取齐？全齐既举，则周人且逡巡以退避，而何敢出争于徐兖之间？惟其智谋不广，进取不力，虽履可乘之会，乃抚其机而不发。此其所以坐困于周，而归守江东也。亦尝观周人取齐之迹乎？方齐政之荒乱，周人觇知之，遂谋北伐，自越王盛以至丘崇，凡六总管俱出，自齐王宪以至宇文盛，凡九道分攻。初举全师直指河阴，犹以为抚其背而未扼其喉也，则遽回军以指临青。而周高祖则又亲屯汾曲以督之。既而齐军大溃，诸将谋抚师，而高祖勃然作色，进而入并，又进而入邺，又进而降齐主于青州。盖自吴以下，其进图中原者，亦尝有如是之举乎？故尝谓江左之建国，吴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是不一轨，而师之迭出，终不能恢复中原者，其失有五：庙谟不先定，王师不大举，乘舆不亲征，诸将不分攻，胜兵不勇进。观其拜表辄行者，朝论初不之许；请问筹策者，谋主一无所言，又安有先议抚背扼喉，如周之高祖者乎？讨孽胡之暴者，铠仗才给三千；抗佛狸之强者，精卒不踰五万，又安有六总管之师，同时并出，如周之盛者乎？晋元帝自琅邪一入江东，而终身不肯渡江；宋武帝自关中一归建康，而其后不复再举。虽英才如吴之大皇，而攻城略地，不出襄阳、合肥；立志如宋文帝，而亦未尝亲驾戎辂，一指于河南也。又安有如周之高祖，亲屯汾曲，以督诸军者乎？近攻之兵，出襄阳即不出寿春，出寿春即不出广陵；远攻之兵，入灞上则不入金墉，入金墉则不入广固。谯城、洛阳之师，进无旁助；灞上、枋头之军，退无后距；又安有步骑兼用，九道分攻，如周之胜者乎？赤壁之役，至荆州而遽止；河南之役，守南岸而不进。虽大捷如淝水之战，而不力进以举燕、秦；深入如关中之胜，而不少留以图魏、夏，又安有如周之席胜，入并入邺，而又追逐于广固，以降齐主者乎？呜呼！使江左六朝有一时君大举以图中原，如周人之所以攻齐，则夷狄必不至蔓延于天下，以至于隋，而后能荡平之也。知此，则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复中原者，夫岂江东之罪也哉！

问：子曰：「茍有用我者，三年有成」，何其效之疾欤？又曰：「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」，何其效之迟欤？又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」，必世云者，较诸善人则已疾，合诸圣人则已迟。三者之效，不能齐一。然则圣何道而疾？善何术而迟？王何务而必世？愿以前代已然之迹，质于此三者。

对：圣人之道，无所茍而已矣。以圣人之才，施于天下，其易矣，犹必曰三年而有成也。然方之善人之效，则圣人之治，其疾也远矣。仲尼曰：「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」。夫善人者，所谓「不践迹亦不入于室」者也。既不循前人之弊而守之，又不得圣人之道而行之，宜其缓且久也。有人焉，相继而往，则百年而后可至治矣。所谓「王者必世而后仁」，则蒙谓作礼乐之时尔。夫民之情，不可暴而使也，不可猝而化也，三年而成，大法定矣。渐之仁，摩之义，浃于肌肤，沦于骨髓，然后礼乐可得而兴也。盖礼乐者，虽上之所以教民也，然其原则本于民，而成于上尔。则圣人之效所以疾，善人之效所以迟，与夫王者之仁，其道可见矣。复请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。孟子曰：「小国七年，大国五年，可为政于天下」，此圣人之效也。若仲由谓三年使知方，伯禽之三年报政，虽不能若圣人之道醇且具也，然亦承圣师之教，奉周公之训，其庶乎其次也。若汉之业创乎高祖，循乎吕、惠，文帝守之以淳俭，孝景绍之以恭默。当时汉之兴，几百年矣，其风俗宽厚，几致措刑，亦胜残去杀之效乎！周承文王之业，历武王之治，至成王之世，而周公作礼乐焉，此必世后仁之效乎。谨对。

太皇帝大长秋与文帝之高祖共一庙，特立武帝庙，百世不毁（《魏志·明帝纪》注引「黄初四年有司奏」。案：黄初中不合预称文帝，当是裴松之追改。）。

大魏三圣相承，以成帝业。武皇帝肇建洪基，拨乱夷险，为魏太祖；文皇帝继天革命，应期受禅，为魏高祖；上集成大命，清定华夏，兴制礼乐，宜为魏烈祖。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，其左为文帝庙，号曰高祖昭祧；其右拟明帝，号曰烈祖穆祧。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。其馀四庙，亲尽迭迁，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（《晋书·礼志上》。景初元年六月，群公有司奏。又见《宋书·礼志三》）。

君讳烈，字休林，荥阳开封人也。其先出自宗周，建国于郑，因胙命氏，君其后也。远祖以亢节著德，扬光汉氏之初，近叶以儒术博古，显名中兴之后。还至曾祖先生皇祖徵君，蹈明哲之高尚，嘉肥<𨔡>而灭闷，显考将作大匠，实有茂德，载在国策。君应中和之醇灵，总文武之弘略，清识妙于研机，聪睿赡于烛物，践逸轨之远迹，秉礭然之大节，故虽夙罹灭造，而能全老成之德。居无枪石，而能厉冰霜之吉。是以英材邈于群萃，至行侔于在昔。初上计掾，辟司隶车骑将军府，辅参宁朔将军军事，除魏令。其为政也，仁以施化，则灵恩衍于春阳；壮以发令，则神威肃于秋霜。末俗变而归本，伪萌反于忠良。玄泽洽于朔者，芳风勃而南翔，文皇帝为相国，亲览万机，训咨俾文。君以盛德，宜登王佐。遂典喉舌，赋政于外，百揆时序，庶事无废。皇猷显融，光被遐裔，区等初建，封平莞男。圣上践祚，拜骑都尉，赐子一人爵关中侯。迁冯翊太守。于时猃狁孔炽，西土灭静，鄗方有戎马之尘，边邑睹燋烽之警。君震以神武，柔以仁惠，威怀允著，宽猛相济，迁北军中侯，典司禁戎，董导群帅，明鉴审于官材，清风激于在位，义正形于声色，众望俨而只畏。故六军之正咸当，而请谒之言莫至，迁奔州刺史，加轻车将军，流化河济，驰风区外，翰音振于天末，遗响畅于吴会，遐迩肃齐，万里是赖，寝疾弥留，气还京辇。徵拜议郎，亨年六十。太康二年秋八月丁巳死。悠悠缙绅，莫不伤心。愠天道之无诚，哀邦家之丧镇。天子乃命使者奉策，追赠右军将军印绶，谥曰僖侯。于是故吏殿中临申扬等相与永思盛德，言时计功，昔尤父镂丞夷之暴，鲁人著泮宫之颂。乃伐石建碑，刊表茂庸。俾清风旧于百世，遗光流乎无穷，其辞曰中夏之镇。于铄僖侯，含德之纯。英齐宣朗，穷理入神。龙蟠道渊，振曜景云。北临魏邦，百族时邕。登赞圣皇，区典克从。西守旧京，威风折冲。还司六军，肃清天工。出牧万里，玄化潜通。委辞名位，帝嘉厥庸。追赠宠服，以显高纵。勒铭金石，日月是同。太康四年，七月十日辛未造（《隶续》四）。

敬侯所葬之先域，城惟解梁，地即郀首。山对灵足，谷当猗□。势高而趣幽，形垣而背阜。凿室而可以蔽藏，不坟而所冀速朽。珍琦素白而靡尚，衣服随时而则有。故吏述德于隧前，门生纪言于碑后。白季居亭而已治，詹嘉在主而可友。处高摅之厚地，将秭亿而永久。所著述注解、故训及文笔等甚多，皆已失坠；所著《孝经》《固而》《仓颉冢碑》大篆书在左冯翊利阳亭南道旁，及《华山下亭碑增算状》，《殷叔时碑》、《魏大飨碑》、《群臣上尊号奏》及《受禅石表》文，并在许繁昌；《尊号奏钟元常书》，《受禅表觊》，并金针八分书也。太祖文帝等临诏令杂驳议上封事一百余条，《戒子》等散在人间，及碑石可见；树碑人郡国县道姓名，具如于后（《古文苑》）。

又问：「案景帝故事，施倚庐于九龙殿上东厢。今御倚庐为当在太极殿不？诸王庐复应何所」？权琳议，案《尚书·顾命》，成王崩，康王居于翼室。先儒云『翼室于路寝』。今宜于太极殿上。诸王宜各于其所居为庐，朝夕则就位哭临（《通典》七十九）」。